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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》与三晋文化


三晋大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,也是中华民族灿烂传统文化的摇篮。它的“根”可以远寻到古老的神话传说,如“精卫填海”、“女娲补天”、“夸父逐日”、“愚公移山”等,但有文字记载的较为明确可靠的要算《诗经》中的“魏风”和“唐风”。   

《诗经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“大百科全书”,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,而在弥足珍贵的“十五国风”里,晋地就占有其二,这无疑是领略西周到春秋时期晋文化风采、寻找晋人最早的文化之根的一扇最佳窗口。  

一、“魏风”和“唐风”产生的时代和地域 

《诗经》中的“魏风”之“魏”不是三家分晋后的魏国,而是在西周就已受封立国的魏国,其地点在今山西省运城地区芮城县境。清人陈克云:“魏在商为芮国地,与虞争田,质成于文王。至武王克商,封姬姓之国,改号曰魏。《春秋》闵公元年,周惠王之十七年也,晋献公灭魏(以其地赐大夫毕万,自是晋有魏氏),今山西解州芮城县是其地。”《史记》云:“魏,大名也。”后汉服虔释曰:“魏,喻巍巍高大也。”   

“魏风”七篇皆无事实可考,大抵皆为不满魏国末年政治的话。推知此七篇诗作的年代,当在魏国将亡之前,即春秋时代(前 661年)以前。  

唐,古国名,帝尧旧都,在《禹贡》冀州之域。“唐”的意思是大,《说文》云:“唐,大言也。”周成王以唐地封弟叔虞,史称唐叔虞,后因南有晋水,改国号曰晋,后徙曲沃,又徙居绛。朱熹《诗集传》云:“其地土瘠民贫,勤俭质朴,优深思远,有尧之遗风焉;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,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。”《吕览·当赏篇》载晋文公曰:“若赏唐国之劳徒,则陶狐将为首矣。”《左传》载,吴公子札在鲁国见歌“唐”曰:“思深哉!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?不然,何其忧之深也。”所以,春秋时也有称晋为唐的。   

“唐风”共计12篇,据《扬之水》小序,以为刺“晋昭公也。昭公分国以封沃,沃盛强,昭公微弱,国人将叛而归沃焉”,此诗确有“从子于沃”之句。又《左传》云:“晋始乱,故封桓叔于曲沃。”《采苓》小序云:“刺晋献公也,晋献公好听谗焉。”所以,“唐风”中最早的诗当在昭公初年,即周平王时代;最晚的诗到晋献公中期,时间跨度为 100余年。   

“唐”地在“太行恒山之西,太原太岳之野”。“唐风”产生的地域,大约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为辐射中心,兼及太原东南部的一些地区。故清人陈奂云:“晋阳、平阳皆尧旧都。”诗作“本尧之遗风,仍其旧号,谓之唐。”  

二、《诗经》中的“三晋名物” 

宋人王应麟认为:“格物之学,莫近于诗。”其实,孔子早就强调过《诗》的认识名物的价值,因为它有助于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它可以作为“百科学书”教育学生,也可以让后人了解先民的生存状态。   

“魏风”和“唐风”涉及到了很多三晋名物。其中,树及灌木有14种,如桑、桃、棘、檀等;粮食蔬菜有六种,如禾(小米)、黍、稷等;野菜药物有六种,如苦(菜)、苓等;动物有五种,如鹤、鼠等;衣物有八种,如葛履、角枕等。这些名物说明:   

一、晋文化是内陆文化。“魏风”和“唐风”中的诗很少叙写水、鱼之类,而多有树木山林的描写,说明三晋具有“山文化”的特点。   

二、农业文明是晋文化的“支柱产业”。  

三、晋文化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。  

三、《诗经》中的“三晋风情”  

朱熹《诗集传》说:“风者,民俗歌谣之诗也。”他又在《楚辞集注》中说:“风则闾巷风土,男女情思之词。”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。”“风”是从先民心底流淌出来的歌,贴近性灵,贴近生活,贴近乡俗。反映晋人生活的“魏风”和“唐风”虽然只有19首,但却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晋地风情。   

<一>、缝衣歌   

“魏风”中的《葛履》是最古老的一篇缝衣曲,寄托了缝衣女的无限惆怅。诗中言道,女方受冻,葛屦履霜,以其纤手为人缝衣服,而好人服之,章身作态。《朱传》云:“此诗疑即缝衣之女所作。”描写了缝衣女工之辛劳,表达了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悲愤。 

<二>、采桑歌   

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,养蚕采桑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,又是女性走上田野,展示风采的时机。“魏风”中的《十亩之间》就是一首采桑者之歌。歌中唱道:“十亩之间兮,桑者闲闲兮,行与子还兮。”妇女采桑,且劳且歌,走上田野,其乐融融。在《汾沮洳》中,也有对妇女采桑的描写,“彼汾一方,言采其桑”。通过对采桑的多方叙说,既表现了三晋姐妹热爱劳动、热爱生活的传统美德,又表现了她们走上田野,一展丰姿的喜悦心情。    

<三>、伐木歌   

“坎坎伐檀兮,置之河之干兮,河水清且涟漪”。“魏风”中的这首《伐檀》,是多么悦耳的劳动节奏,多么美妙的劳动场景,多么欢快的伐木之歌。虽然接下来是愤愤的责问和冷峻的讽刺,但笑骂几声,以抒块垒之后,又陶醉在了劳动的创造之中。这使我们联想到了民间的那些朴实、风趣、调侃的“打夯歌”。可见,劳动和创造的欢乐是劳动者共有的品格。   

此外,“唐风”中的《绸缪》是一篇戏弄新婚夫妇的欢歌,也是后世闹新房歌曲的鼻祖;《(木大)杜》是一首反映流浪汉生活的“乞食者之歌”,类似后世乞食者口中的顺口溜、唱快板之类;《葛生》是一首怀念丈夫的“悼亡之歌”,如同后世“小寡妇上坟”之类的民间小曲。总之,虽然时代久远,语意隔膜,后人对“诗”篇的理解未免会有“郢书燕说”之嫌,但以三晋之人理解三晋之诗,应该有一种地域文化的默契性。  

四、《诗经》中的“三晋精神”    

春秋时代,吴国的公子札应聘鲁国,当他听到周乐中的魏歌时,叹道:“美哉,(氵风)(氵风)乎!大而婉,险而易行。”意思是说,魏的音乐轻飘浮泛,声音虽大,但委婉曲折,因为魏地狭隘、迫促,其君褊急,其意不够沉稳。当听到唐歌时,公子札感叹道:“思深哉!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?不然,何忧之远也?非令德之后,谁能若是!”唐人帝尧的遗民,深受帝尧之美德的化育,故能有这样深远的忧思。可见,地方歌乐就是地方文化的反映。那么,《诗经》中的“魏风”和“唐风”表现了晋地先民的哪些精神品格呢?    

<一>、深广的忧患意识   

《魏风·园有桃》:“心之忧矣,我歌且谣。”“心之忧之,其谁知之。”“心之忧之,聊以行国。”“诗小序”释曰:“园有桃,刺时也。大夫忧其君,国小而迫,而俭以啬,不能用其民,而无德教,日以侵削,故作是诗也。”清人汪酲风释云:“魏小而逼于晋,又以下材当国,危亡在旦夕。君相不知忧而士忧之,忽而歌谣,忽而行国……其犹《离骚》之意也与?”故有人评述曰:“自《园有桃》诗人,而后屈灵均似之。”这是“知识阶层”社会责任感的体现。    

<二>、勤苦节俭的精神   

朱嘉《诗集传》云:“魏,国名,本舜禹故都……其地狭隘,而民贫俗俭,盖有圣贤之遗风焉。”说明晋人有“勤”与“俭”两个特点。“魏风”和“唐风”中诸多反映劳动生活的诗篇,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。同时,晋人的勤劳品格,还具有忍耐乐观的精神,这是人们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一种宝贵品格。如《伐檀》中的边笑骂、边劳动,《硕鼠》里愤怒呼喊之中还要“适彼乐土”的期盼。至于《蟋蟀》,则勉励人们及时努力,去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。    

<三>、恋家孝亲的情结   

三晋地处内陆,交通不便,造成了晋人恋家孝亲的炽烈心态。反映在《诗经》里,如《陟岵》所描写的行役者之苦,不是像一般征夫诗那样,直接写劳役的痛苦,而是从行役者的想象出发,写亲人想念自己之苦,这就大大增加了诗篇的思想容量。再如《鸨羽》,则描写了一个在外苦于行役的人,不是悲叹自己的处境,而是对无依无靠的父母非常担忧。这类诗篇,在《诗经》中是不多见的。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,而晋人尤甚。这是汾河水里激起的闪烁着人性光彩的一朵晶莹浪花。    

总之,《诗经》是承载三晋文化的最早、最可信的母体之一。“歌咏所兴,宜自生民始”,“魏风”和“唐风”是这块热土上最早的歌唱之声。带着那个时代的身影,带着那个时代的乡音,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“文字之舟”,溯历史长河而上,去寻觅那悠远的三晋文化之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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