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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 鞅


赵鞅,即赵简子,春秋末年晋国正卿。其先祖与秦同姓。赵鞅又名志父,亦称赵孟。卒于晋出公十七年(前458年),生年不详。《史记》云,晋顷公九年(前817年),“赵简子在位……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。”假如他20多岁执晋国政的话,其生年应在晋平公二十一年(前537年)左右,寿70多岁。

赵鞅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晋平昭年间,当时,晋国内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一些原来地位显赫的旧贵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,逐渐被赵、韩、魏、智、范、中行六家所取代,形成异姓大夫专权的局面。六卿相互之间围绕晋国统治大权和土地也展开了激烈地明争暗斗,矛盾十分尖锐。在这场角逐中,赵氏家族曾一度凌驾干众卿之上,但自“下宫之难”后一蹶不振。直到赵鞅父景叔继位,其势力仍不及范中行氏。这种局面延续到赵鞅继位初期。午仅20多岁的赵鞅执政以后,在复兴赵宗室的责任感的驱使下,励精图治,终于使赵氏东山再起。

赵鞅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为成熟。昭公二十九年(前513年),赵鞅、荀寅占领汝滨,令晋国民各出功力,共鼓石为铁,以铸刑鼎,上刻范宣子所用“夷蒐sou之法”。其核心是倡导“法治”,以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,具有明显地反对宗法分封制的非正统色彩,闲而曾遭到孔子的贬责。

孔子反对赵鞅“铸刑鼎”,颁布成文法,说明此法具有历史的进步性。它使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并昭示于众,实际上是对奴隶主“刑不可知,则威不可测”的黑暗恐怖政治的否定,体现了社会进化的要求。李悝在总结赵鞅“刑鼎”,子产“刑书”,邓析“竹刑”的基础上,写成了《法经》,使法家文化日臻完善,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,确立封建制度的根本理论依据。

赵鞅执政不久,六卿在逐步瓜分晋国土地和人门的同时,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全面地改革,为最终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作准备。其中韩、赵、魏三家采取了比较进步的政策,而尤以赵鞅的改革措施最为彻底,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,为赵宗室的兴盛、强大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。

经济上,赵鞅革新亩制,调整赋税。春秋末年,适当扩大亩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。为此,六卿都突破了“百步为亩”的旧经界,但范中行氏和智氏的亩制不及韩赵魏的亩制大,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亩制大。赵氏亩制“以百廿步为宽,以二百廿廿(四十)步为畅”。而赵氏赋税却最轻,范中行氏、韩魏“伍税之”,赵氏“公无税焉”。孙武分析了六家改革后,认为赵氏改革是比较成功的,因此“晋国归焉”。

政治上,赵鞅礼贤下士,选贤任能。他重用董安于、尹铎、傅便、邮无正、史黯、窦单等人,同卫庄公、扁鹊、姑布子卿等名士的关系也极为融洽。赵秧虚心纳i束,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臣下。赵鞅派尹铎治理晋阳,事先告诉他一定要拆除荀寅等人所筑的壁垒。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。赵鞅到晋阳,看到壁垒,一定要杀掉尹铎才入城。经人进谏,指出增倍壁垒的必要,赵鞅反而“以免难之赏赏尹铎”。赵鞅家臣周舍“好直谏”,周舍死后,简子每每听朝,常面露不悦,大夫请罪,赵鞅说:“诸大夫朝,徒闻唯唯,不闻周舍之鄂鄂,是以忧也。”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普人”。

军事上,赵鞅奖励军功,以功释奴。晋定公十九年(前493年),赵鞅率军迎出增援范中行氏的郑国军队,誓师时宣布,“克敌者,上大夫受县,下大夫受郡,士田十万,庶人工商遂,人臣求圉免”。这个命令的颁布,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,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,政治威望得到提高,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。此后,赵鞅联合韩魏,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中行氏两家,揭开了讨伐战争的序幕。

赵氏与范中行氏之间爆发的这场帅突,导火线是暂住邯郸的卫贡五百户人口的归宿问题。实际上,这是新兴的异姓强族觊觎和争夺晋国大权的斗争的必然反映。

定公十三年(前497年),赵鞅想把卫国进贡的五百户人口从邯郸迁往晋阳,遭到同宗大夫赵午父兄的拒绝,赵鞅一怒之下,杀了赵午,于是,赵午子稷、臣涉宾“以邯郸叛”,午是中行氏(荀寅)之甥,而荀寅又是范氏(士吉射)的姻亲,因而得到范、中行氏的支持。秋七月,范、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赵氏之宫,“赵鞅奔晋阳”。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以范、中行氏的失败而告终。

赵鞅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,首先是因为他十分注意建立可靠的根据地。赵鞅先后派董安于、尹铎治理晋阳,尹铎到晋阳后,立刻“损其户数”,调整赋税,争取民心,修建垒堡,加固城防,使晋阳成了赵氏稳固的后方。其次,赵鞅善于利用六卿之间的矛盾,结成反对范、中行氏的统一战线。战争爆发时,整个晋国两大敌对阵营各派的组合,力量对比的变化瞬息万变,错综复杂。赵,韩、魏、智氏之间,四家权卿与晋君之间,特别是赵氏与智氏之间矛盾重重。然而,在未取得对范、中行民的最后胜利之前,赵鞅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,注意争取韩魏智氏,特别是晋君的支持。对智氏的胁迫,他委曲求全,默许有功之臣董安于自杀。当范、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晋阳时,赵鞅没有公开反叛晋侯,并设法尽快恢复同晋公室的关系,从而得到国人的拥护,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势。再次,赵鞅还非常注意改善同别国的关系。哀公四年(前491年),赵氏与范、中行氏战事正酣,楚乘晋内乱,“乃谋北方”。赵鞅被迫妥协,对士蔑说: “晋国未宁,安能恶于楚,必速与之。”遂“致九州之戎,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”,满足了楚国要晋引渡戎狄的要求,避免了晋楚之间的直接冲突。最后,作为晋军统帅,赵鞅身先士卒,具有勇于牺牲的精神。哀公二年(前493年),晋郑两军战于铁,赵鞅中箭负伤,面部血流不止,却“鼓音不袁”。赵鞅攻卫,他虚心听取烛过的劝告,“去犀蔽屏橹,而立千矢石之所及”,指挥作战,故能“一鼓而士毕乘之”。

这场战争的结果,是中行文子、范昭子奔齐,“赵氏竞有邯郸、柏人”,形成“赵名晋卿,实专晋权,奉邑侔于诸侯。”的局面。

从哀公六年(前489午)至哀公十七年(前478年),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,转移国内视线,巩固既得利益,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、齐、鲁、鲜虞的战争。哀公六年,赵鞅帅师伐鲜虞。袁公十年春,赵鞅帅师伐齐。哀公十四年春,伐卫。然而,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,“使太子毋邮将而围郑”,从此,赵鞅退出晋国的政治舞台,结束了他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。晋出公十七年(前458午),“简子卒,太子毋邮代立,是为襄子。”四卿中年资最长的智襄子(荀瑶),乘机独占了大部分范、中行氏故地,把持了朝政,取赵氏而代之,成为四卿中最强的势力。导致后来与赵氏的战争,使晋国历史进程出现反复和挫折。

综观赵鞅生平事迹,可以说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,赵鞅在军事上讨伐晋腐朽势力的同时,在经济、政治,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,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,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,其影响甚至波击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。

这是因为赵鞅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。赵鞅继位之初,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。由于赵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,使赵宗室的势力迅速增强。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,争取民心,任用贤臣,虚心纳谏,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“贪惶好利”的智氏,才有晋静公二年“灭晋后而三分其地”的结果,韩、赵、魏“三家分晋”实际上奠定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争霸格局。

赵鞅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改革措施最为彻底,很少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痕迹,加速了春秋战国时期,甚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。

赵鞅浇铸了战国时代近200年灿烂的赵文化基业,晋自西周初年立国,即奉行“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”的基本国策,具有融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。赵鞅、赵襄子两代改革后,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晋“观事而制法,因事而制礼”的优秀传统,使赵文化含有“中原古文化的农耕文明和北方古文化的草原文明二位一体”的典型特征。在经济、军事、文化,商业、建筑等方面以其鲜明的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,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应有贡献。
 

(本文作者:刘建朝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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