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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 旷


师旷,名旷,字子野,晋国主乐大师(今山西洪洞)人。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晋悼、平年间。师旷生而无目,故自称盲臣,又称瞑臣。为晋大夫,亦称晋野。是当时著名的大音乐家,以“师旷之聪”闻名于后世。他还是位杰出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,时人称其“多闻”。

师旷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造诣,为世人所共仰。《庄子齐物论》说师旷“甚知音律”,《洪洞县志》云:“师旷之聪,天下之至聪也。”故在先秦文献中,常以师旷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,“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,所推移上下者,无尺寸之度,而靡不中音。”晋平公曾铸大钟,众乐工都以为音律和谐,惟师旷言“不调”,师旷的判断后来果然为齐国乐师师涓所证实。

由于师旷听觉极聪,辨音能力极强,加上他高超的琴技,便附会出许多师旷奏乐的神异故事。传说师旷鼓琴,通乎神明。“玉羊,白鹊翱翔,坠投。”按古人,以五羊白鹊为“玉音协和,声教昌明”的瑞征,师旷能赢得此誉,足见其技艺不凡。师旷曾为晋平公奏“清微”,一奏,“有玄鹤二入”,再奏,“而列”,三奏,“延领而鸣,舒翼而舞”;又奏“清角”,遂有玄云从西北方起,风雨骤至,“裂帷幕,破俎豆,隳廊瓦”, 令人荡气回肠,惊心动魄。

当然,上述记载杂有世人渲染师旷琴技的成分,难免穿凿以嫌。但不能都以迷信或街谈巷议式的故事视之,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师旷深邃的艺术修养和精湛的技艺。史载,师旷曾到过开封,在那里筑台演乐,至今遗址尚存。可见,师旷是一位受到当时各国人民喜爱的艺术家。

春秋时期,乐律问题带有相当神密的色彩而备受推崇。大师在掌握乐律的同时,往往被吸收来参与军国大事,卜吉凶,备咨询。师旷不闲于琴瑟而匡主裕民,乐师参政固然是原因之一,但众多乐师,唯独师旷能得到晋君赏识,实是凭借其满腹经纶和善辫的口才赢得悼、平二公的信任,进而几乎参与了晋国内政、外交、军事等一系列事务。诚如韩垧所言:师旷“迹虽隐于乐官,而实参国议”。

文献记载,师旷往常向悼、平二公陈以治国安邦之策。悼、平二公每每请教于师旷时,他都能“因问尽言”,引出一番严肃的治国宏论。师旷论“天下五墨墨”,论“人君之道”,这些忠言谠论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政治见解,表明师旷作为政治活动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博大的胸怀。

政治上,师旷主张为政清明,德法并重。国君应“清净无为”,“务在博爱”,同时,还应借助法令来维护统治,“法令不行”,则“吏民不正”。在用人方面,他主张对德才兼备者应委以国家重任。如果“忠臣不用,用臣不忠,下才处高,不肖临贤”,就会埋下乱政的隐患。经济上,师旷主张富国强民,民阜才能政平。

“空虚府库”将导致“国贫民罢,上下不和”的局面。统治手法上,师旷主张“广开耳目,以察民情”,使百姓侵冤有处申诉。

他还提出“不固溺于流俗,不拘系于左右”的积极主张。认为国君应“廓然远见,踔然独立”这样才能避免失误,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师旷的治国宏论是他政治理想的反映,其见地精辟之至。悼、平二世,君主贤明,政平民阜,能重振文襄霸业,师旷起了很大作用。师旷还随平公多次出征讨伐,并曾代表晋国出使周朝。鲁季武子说:“晋有赵孟以为大夫,有伯瑕以为佐,有史赵、师旷而咨度焉,有叔向、女齐以师保其君,其朝多君子,其庸可媮乎!”明示师旷可与赵孟、叔向等著名政治家齐名。

现存先秦文献,有关师旷匡主裕民的记载颇多,可见,他的政治业绩并不亚于其艺术成就。《淮南子》云:“师旷譬而为太宰”他“大治晋国”,晋“始无乱政”。按太宰一职,“总六官之事,事无所不统”,足见其地位之显赫。及至春秋后期,太宰仅为尊称,实际地位大大降低,然名誉上仍为王宫之长,掌王家内外事务。悼公初年,师旷初入宫廷,不大可能居此高位。据考,师旷的政治活动最早见诸文献是在鲁襄公十四年(前559年),显然,师旷为太宰当在悼公末抑或平公时。平公晚年,骄泰奢侈,贪欲无足,师旷多次力谏或与太宰一职相关。

师旷禀性刚烈,正道直行,他娴于辞令,却从不趋炎附势,具有不畏权势的正直品格。一次,晋平公同群臣饮酒时喟然长叹,“莫乐为人君,惟其言莫之违”。师旷侍坐于旁,认为这不象“君人者”所言,竟操琴向平公撞去。没有仗义死节的气概,何以敢如此“犯君”。平公晚年,宫室滋侈,大兴土木,愈加荒淫无道,晋国霸业日衰,以致“民闻公命,如逃寇仇”。在晋平公淫奢哀飒之时,师旷仍敢犯颜直诛,确实需要些勇气。《说苑》载,平公三次出门打猎,自认为有“霸王之主出”的祥兆,而师旷则认为,这是在自欺欺人。晋平公恼怒异常,“异口置酒祁之台,使郎中马章布蒺藜于阶上”,唤师旷解履拾阶而上,师旷忍着痛,仰天长叹。从肉中生山虫子要吃肉,水中生出蠢虫要蚀木。假如自己要与奴仆为伍,那是自找倒霉。庙堂之上,绝不是生蒺藜的地方。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形,他预言:“君将死也。”表现了师旷守上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对晋国前途命运的忧郁之情。

师旷还以博学多闻著称于世。先秦乐师同当今艺术家不同,“为古文化的集中保有者”。能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。师旷曾专心于星算音律之中,“考钟吕以定四时,无毫厘之异,”《左传》载,师旷随晋悼夫人慰劳筑城杞者,有人怀疑绛县老人的年纪,老人说:“臣生之岁,正月甲子朔,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,其季于今三之一矣。”师旷不仅算出其生年为鲁国的叔仲惠伯
与晋国的郤成子相会于承匡的那一年,“于今七十三矣”。并指出:这一年,狄人进犯鲁国,鲁大夫叔孙得臣俘虏狄人侨如、虺、豹等,并用这些名字给自己的儿子命名。师旷渊博的知识令人叹服。

师旷的思想相当丰富。首先,他具有初期的民本思想。师旷认为,百姓是国家之本,同国君一样,都是上天的子民。国君的主要责任是代天养民,而决不能“肆于民上,以从其淫”,否则,便是“弃天地之性”。关于如何对待使“百姓绝望”的君主,师旷回答:“夫君,神之主而民之望也,若困民之主,匮神乏祀,百姓绝望,社稷无主,将安用之,弗去何为。”就是说可以赶走那些残暴的国君。这种君民平等的思想同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,后者视君主为人间的主宰,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,而师旷敢于蔑视这一切。

其次,师旷倡导仁政,反对黑暗政治。晋悼公向师旷请教治国的道理,师旷答:“惟仁义为奉。”齐晋公问师旷如何治理国家,师旷说:“君必惠民而已。”当齐景公酒酣和将归时,又接连两次问师旷:“太师奚以教寡人?”师旷的回答依然是“君必惠民而已”。可见,爱民是师旷政治思想的核心,他反对用残酷暴虐的手段涂炭百姓。平公晚年,有石言于魏榆(今榆次西北),他把石言视为天对“宫室滋侈”的劝戒。当然,师旷主张“惠民”,很大程度上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提出问题的,但在客观上对劳动人民有利,故受到人民的怀念。

其三,师旷的宇宙观承袭了春秋时两面性的宗教观念,重人与重神思想相杂糅。师旷倡导以民为本,无疑是重人的。但他始终难以摆脱商周以来尊神观念的束缚,常常表现出对神的盲目崇拜和寄托,有时还带有十分浓厚的迷信色彩。师旷曾问天老“人家忌腊日杀生,于堂上有血光,一不祥,井上种桃,花落井中,二不祥。”这些糟粕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师旷的形象。

最后,师旷的劝学思想富有现实教育意义。他说:“少而好学,如日出之阳,壮而好学,如月牛之光,老而好学,如炳烛之之明,炳烛之明孰于昧行乎?”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鼓励。

据《拾遗记》,师旷曾“撰兵书万篇”述《宝符》百卷”,显然其著述不在少数,但大多流失。今存师旷传世之作有《禽经》1卷、历代学者多有异义,认为此书显系后人伪托师旷而造。在艺术方面,师矿作为大家,不会没有著作,可考的有明朱权《神奇秘谱》所载,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、《玄默》据说为师旷所作。《玄默》又说出自稽康,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(本文作者:刘建朝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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