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尸 佼


尸佼即尸子,先秦诸子百家之一,也是先秦三晋思想文化杰出代表人物之一。他一生中对于社会改革、对于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贡献。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。

尸佼,尊称为尸子。约生于周安王十二年(前390年) ,约卒于周显王三十九年(前330年)。魏国曲沃(令山西省曲沃县)人。亦有鲁人,楚人之说。最早倡尸佼为晋人说者为刘向。他说:“今按《尸子》书,晋人也,名佼,秦相卫鞅客也。卫鞅商君谋事画计,立法理民,未尝不与佼规之也。商君被刑,佼恐并诛,乃亡逃入蜀。自为造此二十篇书,又六万余言。卒,因葬蜀。”刘向在这里叙述了佼的生平简史,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个时期在魏。时魏改革受阻,吴起,商鞅出走,晋人楚用、秦用甚多,商鞅与尸佼可能在这个时期在魏旧都安邑相识,并于此时入秦的。第二个时期在秦。此时商鞅受秦孝公重用,他从前360年到秦,执政选20年,尸佼为其“谋事画计,立法理民”,提供重要决策意见,为秦国富强,统一六国,做山了自己的贡献。第三个时期在蜀。秦孝公二十四年(前338年),秦惠公处死商鞅,尸佼惧恐诛连,便离开政界,逃往了蜀地,在那里生活了近10年,便去世了。据《曲沃县志》说:“尸佼,晋人,卫鞅客。立法理民,尝与佼规。鞅诛,亡入蜀。著《尸子》二十篇。真西山谓《尸子》,晋书。”“真西山”即南宋时人真德秀,有《西山文集》。这里所本,亦为刘向《别录》。

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有“楚有尸子”一说,刘向以“疑谓其在蜀”为由,加以否定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有:“《尸子》二十篇。名佼,鲁人,秦相商君师之,鞅死,佼逃入蜀”。这里又有尸子鲁人之说。对此,清人刘继培说:“《汉志》班固自注,又以佼为鲁人,晋鲁字形相近,未能定其然否云”似有否定佼为鲁人之义。据此,尸佼便为晋曲沃人。

尸佼的著述《尸子》,汉唐史籍的著录,俱言合20篇,共6万余言。唐代李贤等在注《后汉书》中说:“尸子,晋人也,名佼,秦相卫鞅客也,鞅谋计,未尝不与佼规也。商君被刑,恐并诛,乃亡逃入蜀,作书二十篇,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,一篇言九州险阻,水泉所起也。”这里不仅又一次陈述了尸佼的简史,重要的是它说这部著作当时还存世,使人得知其20篇的内容中,19篇是论述社会思想文化的,一篇是论述自然界的。据汪继培说,此书在宋代“全书已亡”,“只存二篇,合为一卷。”清代汪继培、孙星衍在嘉庆年间辑刻为现通行本《尸子》。

《尸子》一书,仅存十之二三,大多是一些互不相联的片语只言,自然难以成一个完整的体系。《尸子》全书在隋唐时还存世,汉唐时期广为流传,一些学者作为论证多所征用,以为立论的基础。宋以后全书仅遗残断篇章,汪继培在此基础上,又将散见于诸书中的引语摘辑成书,所以辑佚本文字虽少,但十分精彩,多为至理名言,用世誓句之类。从中也能窥出作者的思想梗概和精神面貌。

发展的宇宙观。在先秦老子、墨子后学、惠施思想中,都有宇宙观内容,论述也十分精辟。如老子提出“道”与“域” ,《墨经》有“久”、“宇”,惠施有“大—”、“小一”,使中国哲学思想,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。但只有尸佼赋予“宇宙”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。他说:“天地四方曰宇,往来古今曰宙,”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,整个时间就是宙,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。

尸佼对于空间观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.他说,“荆者,非无东西也,而谓之南,其南者多也,”这里说明荆地在中国具体方位座标点,具有上下四方这一空间特征。但扩而言之,中国之东西南北四方,亦存在着各自的东西南北四方,说明每—座标点上的方位,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,是绝对与相对的统—。荆地亦然。还有,荆地是南方,但“其南者多也”,南方之南又是无限的,可见任何一个座标方位点所指的方位,既是有限的,又是无限的,它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。尸佼这种以辩证思维的方法,揭示宇宙空间的内涵,研究和看待事物,这无疑是精辟的和正确的见解。

尸佼对于时间观也作了进一步的论述。他说:“其生也存,其死也亡。” “草木无大小,必待春而后生。人待义而成。”“人之生亦少矣,而岁之往亦逮矣。”尸佼的这些字句说明,时间是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。人、草木等一切有机体,它的产生,发展和消亡,都是通过时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来,都是在时间的连续性的运动过程,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统一。“人待义而成”,说明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,而且属有社会属性,重要的是他将这一内容,视为宇宙观不可分割的—个组成部分,这是应该重视和值得称道的。

尸佼的宇宙论对中国理论思维彭响颇大,理学家对此也很重视。他的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基础上的宇宙观,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石,连同他创用的宇、宙作为范畴,也波沿用了下来。

“学积有生”的观点,尸佼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创造。他说:“生积成岳,则楩楠豫章生焉,生积成川,则吞舟之鱼生焉;夫学之积也, 亦有所生焉。”在这样短短的一段话中,尸佼—连用了三个“生”宇,证明“学积有生”具有普遍意义。“学积有生”这一论断,成为后人的座右铭,辗转被引用,长期受到赞赏和正视。这段话最先被引用的是荀子的《劝学篇》。他说:“积土成山,风雨兴焉;积水成渊,蛟龙生焉;积善成德,而神明自得,圣心循焉”此后在一些有影响的著作,都作了引述,如《文选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太平御览》中,部使用了这句话,虽文字略有改变,其义—也。“学积有生”,亦有被改为“学积有出”,“生”与“出”都是表明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之理,锐意开拓,推陈出新,是建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,而突出一个“生”宇、一个“出”字,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,尸子思想的传播,并成为国人理论思维的自觉活动,其章义是无可估量的。

“从道必吉”的革新观点。尸佼认为事物发展有其自然规律。自然与社会都是沿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。人必须顺动,他认为顺之则存,则发展;逆之则亡,则没有前途。故而说:“舜云,从道必吉,反道必凶,如影如响”。他的社会变革的思想,就是以此作为思想基础的。他认为从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关键就是用贤使能。他说:“凡治之道,莫如因智,智之道,莫如因贤。”贤是德智兼备之人。只有使用这样的贤者,治之道才能得以畅,变革社会才有希望。因为“用贤,则多功矣。”用贤并充分发挥其才智,才能收到变革社会的实效。他还进一步指出,有才华之人,是社会的“良宝”,必须百倍的珍贵。他认为选马不能以白黑为仪,而要以足力为准,择玉不能大小为仪,而要以美恶为准,“举士不论才,而以贵势为仪,则管仲、伊尹不为臣矣。”他反对任人唯贵势,主张不拘一格,广收人材,任人唯贤。他还指出:“使进贤者有赏,进不屑者罪,无改进也者为无能之人。若此,则必多进贤矣。”提出以被进者的实绩,评判进贤者的才能,这样必然使贤者云集,不屑者难以滥竽充数,使得变革社会的事业得到有效的发展。尸佼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是用贤使能,并将“从道”与用贤联系在一起,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问题,这是有识之见,值得重视。

“重民”的观点。尸佼认为民为邦本,他说:“天子忘民则灭,诸侯忘民则亡。”欲保王位,绝不能忘民。这种“保民为王”的政治理论,比尸佼晚出的孟子也作过重要的阐述。

尸佼为了说明重民的重要意义,他形象地将民喻为水。他说:“民者,水也。”又说:“百姓若流,夫民之可教者众,故日犹水也”。他认为民之犹如水,水的习性是决诸东流而东流,决诸西流而西流。所谓可以教者的蕴义,就是水会按着指引的渠道而向前奔流不息的。这里述有另外一层含义,假如不以如水的习性进行疏导,它必然会员终冲决一切障碍,怒涛滚滚而往的。这也是他的“忘民则亡”的一个形象的说明。他还进一步指出:“君之为君”之理,犹如鱼与水的关系一样,“鱼失水则死,水矢鱼犹为水也。”这里又一次强调了民的重要性。尸佼“保民而王”的观点,虽然是出于统治集体最高利益之所在,但他将民与王权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,如水与鱼、水与盂、马与御等,客观毕竟有利于民的一面,这是劳动者一定程度解放的反映,表现了时代的进步。因此,尸佼的重民观点无疑具有进步意义,应该给予肯定。或有认为秦亡于严刑峻法,自然晋入韩非、商鞅以及为之谋划的尸佼亦有责任。其实井非如此,他们在秦所行的三晋之法,开拓了中国统一进步的局势,秦亡于旧领主意识支配下的严刑滥法而已。汉承秦制是剔除了这一面的一些因素。因为尸佼与商鞅的重民思想,在秦地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,他们一个被诛一个潜逃,便说明了这一切。

尸佼之学在古代颇受重视,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。刘向说“《尸子》,晋书。”这是有道理的,得到历代学者的承认。说明尸佼其学具有先秦战国时期三晋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征,他的《尸子》一书,含有他对在秦国社会改革总结的因素,实质上是对魏国思想的总结,集中体现了三晋思想的精神。

兼融诸家之学,是尸佼思想的特点。《汉书》将《尸子》列入杂家,《宋史》改列为儒家,孙星衍又称《尸子》为杂家,历史上这种不同的评论,说明尸子之学有综合各家的特点。孙星衍说:“尸子以为孔子贵公与诸子并论,不亦失言乎。”其实尸子并无失言,他将孔子之学视为二家之言,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班固说杂家就是“兼儒墨,合名法,知国体之有此,见王治之无不贯,此其所长也。”其实,班固这里所说的是一般意义的杂家,尸佼的思想别是以三晋思想为基础的“杂”,他的杂家性质具有自己的特点。其中主要的有两点:一是显示了三晋文化的超前性。神州大地有着共同的文化,但广袤辽阔的古代中国发展是不平衡的,三晋地区在当时较为发达,走在前列,他的思想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的反映。所以在三晋大地社会变革起步较早,著名思想实李悝、申不害和韩非都在晋地产生。尸佼思想就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和继续。他提出宇宙论的界说,标志着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重大发展,他的宇宙万物发展的观点,是他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。二是他的思想的“杂”,是以三晋文化为基础,汲取和改铸他乡文化结合的结果。他赞赏孔孟的仁义之说,坦作了自己的别解,他提出:“以财为仁,以力为义”之说,这显然不是孔孟仁义的本义。“财”与“力”的内涵,说明他所重视的是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,力求发展社会生产,增加财富,这是三晋思想文化的主体内容,但在孔孟思想中却是很缺乏的,在“仁义”内涵中也是没有的。但赞赏墨子“罢不肖”之说,但更重视的是以实功的用贤使能,任人唯贤,“不以贵势为仪”的原则。而这些内容是对墨子“尚贤”的补充和发展。还有三晋地区是古代逻辑思维发展酌地区之一。他说:“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,正名去伪。”正名则不虚。”他不同意以名正实的正名思想,主张名与实统一的正名原则,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“名,实也。”这些观点与《墨辩》是一致的。在这方面,他仍有自己的特色,他将名与实相统一的观点,视为“治天下之要”,作为他进行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,贯彻了三晋文化学用一致的特点,而这一点在墨家思想也是缺乏的。由此可见尸子的思想之“杂”,是在三晋文化基础上吸取和借鉴其它学派观点而形成,可见他的思想是先秦战国时期三晋文化总结者之一,他所撰写的《尸子》与古代三晋文化并存。

(本文作者:魏宗禹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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