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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子推


介子推,重耳(献公子)微臣。周晋(今山西介休)人。一作介之推(介推),亦称介子。另有姓王名光之说。生年不详,卒于晋文公元年(前636年)。县志云,文公返国,介子推“不言禄”,隐于绵山。晋文公求之不得,放火焚山,他抱树而死。又据通志,介子推隐“后三十年,见东海边卖扇”。如是,其卒年可能在晋成公年间(前607年~前600年)。

介子推的出身事迹见诸文献的极少,仅有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。“骊姬之乱”后,晋公子重耳避难奔狄,随行贤士五人,介子推即是其中之一。准此,则介子推早年也曾随重耳在外逃亡19年。风餐露宿,饥寒交迫,备尝“险阻艰难”。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,立为晋君,介子推也尽了犬马之劳。据《韩诗外传》,谓重耳亡时,头须(一作里凫须)偷光了重耳的资粮,逃入深山。重耳无粮,被围,介于推割下自己臀部的肉供养重耳。在重耳落难之时,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,忠心耿耿,实属难能可贵。

重耳返国,时值周室内乱,“未尽行赏”,便出兵勤王,“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分推”。对此,介子推没有象壶叔(一名陶叔狐)那样,主动请赏。他说,晋文公返国,实为天意,狐偃等“以为己力”,无异于“窃人之财”的盗贼,故“难于处矣”。介子推无视狐偃等人的夹辅之力是错误的,但其中丝毫没有对晋文公的怨恨;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。有的却是对狐偃,壶叔等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。

《吕氏春秋》云,介子推不肯受赏,曾赋诗一首,“有龙于飞,周遍天下。五蛇从之,为之丞辅,龙反其乡,得其处所,四蛇从之,得其露雨,一蛇羞之,桥死于中野。”此说显然不足信。介子推曾对其母说:“身欲隐,焉用文之,文之,是求显也。”如是,岂有自作诗而悬书宫门之事,当是介子推从者所为。介子推隐居绵山后,文公曾派人多方寻找,并以绵上之田封给介子推,故绵山亦称介山。

介子推是否被晋文公烧死,尚待进一步考证。但千百年来,劳动人民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忠义之士;多少文人墨客、达官显宦,登临题咏,寓兴抒怀,抒发对介子的怀恋思慕之情。清傅山有诗云:“青松白梧十里迥,狴(木字旁)青抵白词堂幽。晋国园陵迷草木,绵田香火动春秋。名更卖扇传东海,身隐承颜肖故邱。还虑寒山太枯寂,婉客分到牡丹头。”对介子的怜惜敬仰,对君主的怨怼忿詈,具蕴之于胸次,发之于笔墨。在介山,有“思烟台”遗址。传说文公焚林,有百鸦绕烟而噪,或围在介子推周围,用躯体遮挡烈焰。晋人感其功德,在此筑起一高台,纪念这些义禽。据县志引《山堂肆考》,文公为哀悼介子推,曾下令全国,三月五日为火禁日。相传火禁不严,就会有风电之变,这便是我国数千年来寒食节的由来。在三晋历代,人们还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庙宇,以妥介子在天之灵。宋天禧元年(1017年),真宗诏封介子推为洁惠侯。宋王当《春秋臣传》为介子推立传;民国《介休县志》、雍正《山西通志》也为介子推立传;胡春霖《山西名贤辑要》,介子推被收入《廉介类》。

君主诏封晋爵,人民祀之诚矣,这种矛盾现象涉及对介子推如何评价的问题。固然,作为春秋贵族,介子推的言行处处渗透着迂腐愚昧的成分,但是,介子推“舍身赴义”的洁芳善行,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。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,这种精神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,英雄豪杰,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,介子推对功名利禄的鄙弃,对奸伪欺罔、人世谬举的愤懑,他的割股食君的牺牲精神,正是中华民族淳厚尚俭、信实礼让的传统美德的体现;从更深层次上看,在介子推身上蕴涵着对祖国的深沉赤诚的爱恋之情。晋献公嬖骊姬,杀申生,昏于家,乱于国,而重耳则成为振兴晋国的希望。介子推的行为是他笃信爱晋国须爱重耳的自然表露。也许,正是这种对祖国的挚爱,才是人民永远怀念介子的根本原因。

(本文作者:刘建朝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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