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狐 偃


孤偃(约前715年~前629年),春秋时晋国的卿。宇子犯,公子重耳(即晋文公)的舅父,亦称舅犯(一作咎犯)。其父狐突,字伯行,为大戎狐氏(今山西交城却波村人)。与晋同祖,是晋支族入主诸戎部落者。

狐偃忙于大戎。其姊(或妹)狐姬嫁于太子诡诸(晋献公)后,其父狐突“事晋为大夫”,狐偃即随其父至晋都曲沃(今山西闻喜)。公子重耳少年时期便受教于狐偃,赵衰等。这几个人“实左右之,公子居则下之,动则 焉”,成年以后仍是如此。后来楚成王赞他“广而俭,文而有礼”显然是狐赵等人耳濡目染的结果。献公八年(前671年),迁都绛(今山西新绛,一说翼城),狐偃随重耳至绛。献公十二年,太子申生居曲沃,公子重耳居蒲(今山西隰县西北),夷吾居屈(今山西石楼),狐偃又随重耳至蒲。献公二十一年,骊姬诬谄申生有弑君杀父之意,申生自缢身亡。狐偃保重耳“备守蒲城”,一年后出亡。有关狐偃这数十年的事迹,史载不详。据考,献公为太子时,重耳即己成人,狐偃寄人篱下,尽为父为师之劳,不会有大的作为,但对晋后期政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,“文公染于舅犯,故霸诸侯,功名传于后世。”评价中肯贴切。

狐偃随重耳出亡时,已逾花甲之年,仍不辞劳苦,夹辅重耳,为他出了很多计策,使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,宏图霸业。

重耳一行离晋后,狐偃力主去狄。当时,齐国是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,北杏盟约后,齐桓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原盟主。楚国也是南方的经济军事大国。狐偃为何弃强投弱呢?因为他意识到,齐楚千里迢迢,沿途崇山大川,举步维艰,仓皇出走又缺乏给养,即使能免于追杀,也会困死途中。且齐楚是否肯予接纳,也有疑问。而狄近易达,又是重耳母国,纳公子重耳应在情理之中。还有狄晋毗邻,可以观望动静,蓄力待时。可见,这个决定不失为上策。

重耳在狄十二年,狐偃反劝他赴齐。此时戎狄势力大为削弱,己无力帮助重耳“成事”,齐桓公虽年已垂暮,但雄心犹在,欲借晋为助,与秦楚抗衡,维持霸主地位。且“管仲殁没”,“哀而思始”“求善以忠”,定会收留人才济济的重耳一行。至齐后,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待,对重耳更是深加恩渥。只是由于齐桓公卒,五子争立,诸侯叛齐,内外交困,“子犯知其不可以动”,才毅然决定离开齐国。这时,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。他枕于安乐,“遂无去心”,“有终焉之志也”。狐偃又与姜氏谋,“醉而载之以行”。如果不是狐偃机智果敢地迫使重耳离齐,重耳只能在齐国苟且一生,文公霸业将无从谈起,春秋历史形势必会大变。

重耳返国,时值晋动荡之余。十数年间,晋内讧不已,国乱民忧。先是“骊姬之乱”,继而献公去世,里克、邳郑杀奚齐、卓子,荀息身亡,晋惠公夷吾上台后,又杀了掌握实权的里、邳等大臣,弄得人心惶惶,众叛亲离。对外惠公背信弃义,发动不义战争,使晋元气大伤。

然而,从公元前636年文公即位,到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,前后不到五年时间,文公何以能宣信诸侯,称雄天下呢?《左传》云,文公历游诸国,备尝“险阻艰难”,故返国后,知“励精图治”以求霸。事实上,这是狐偃、赵衰等股肱之臣,帮助文公“蓄爱百姓,厉养戎土”的结果,其中,狐偃更是出了大力。

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,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,从而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物质基础。主要措施有:—,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,多年来,随重耳共度患难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军国重任。二,提倡孝事父母,尊祖敬家,忠于国事,“以厚民性”。三,废除繁重的徭役,减免苛捐杂税,资助无力生活和生产者。四,鼓励农耕,劝有分无,省灭国用,足财备凶。五,“大搜于被庐”,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。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,恢复社会生产,推动工商业的繁荣,提高晋军的战斗力,起了积极的作用。从而使晋国呈现了“政平民阜,财用不匮”的昌盛景象。文公四年,晋军能在城濮大败楚军,一战而成霸业,无疑是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
文公元年(前636年),周室内乱,襄王弟昭叔(太叔带)伙同狄人伐周,占洛邑。襄王避难于郑,派使者简师父,左鄢父求救于晋和秦。文公二年,秦军至河上,将纳王。由于晋大乱之余,百端待举,国力尚薄,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。狐偃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见卓识,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。当时,整个局势对晋极为不利。远在南方的楚国,自成王继位后,不断向北方扩张领土,公元前656年召陵之会后,楚加紧了北上的步伐,大有继齐桓公之后而称霸中原之势。西秦也不偏安于边陲,一直在觊觎晋国的领土。狐偃当然知道,只有南阻强楚,西扼边秦,才能入主中原。而此时的晋国,积贫积弱,国步维艰,在经济军事方面尚无力与秦楚抗衡。为此,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,提高晋的威望。况周王室同晋宗室有名义上的宗法关系,不纳则失之于义。狐偃力劝文公:“继父之业,定武之功启土安疆,于此乎在矣。”僖公二十五年(前635年),文公终于出兵勤王,杀王子带于隰城(今山西汾阳),王入城周(今河南洛阳)。周王设宴款待晋文公,并赐樊、温、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。

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,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,为晋入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

狐偃不仅具有政治家过人的胆识,还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大智大勇。文公三年(前634年)楚胁迫陈蔡攻宋,宋求救于晋。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,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。但是,晋军在数量抑或质量上都逊于楚军。面对强敌,狐偃采取“调虎离山之计”,避其锋芒,以智取胜。他提出:“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,若伐曹卫,楚必救之,则齐,宋免矣。”于是,晋军伐曹卫,取五鹿(今河南濮阳东南),三月攻占曹国都城,迫使楚军撒出宋国。

当楚军复攻宋国时,狐偃毫不惧色。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。他预言:“战也,战而捷,必得诸侯,若其不捷,表里山河,必无害也。”打消了晋文公的顾虑。狐偃战赂上蔑视敌人,是以战术上重视敌人为前提的。《吕氏春秋》云:“文公将与楚人战,召舅犯问曰‘楚众我寡,为之奈何’,咎犯对曰‘臣闻繁礼之君,不足以文,繁战之君,不足以诈,君亦诈之而已。”在城濮之战中,晋军始终贯彻狐偃“诈”的策略。战争初期,晋军“退三舍避之”,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。战争中间,狐偃、先轸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,马后拖着树枝,扬起尘土,制造逃跑假象,“伐其木以盖其兵”,迷惑楚军,使楚军处处被动挨打,以“败绩”告终。

城濮之战晋胜楚败的结局,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。它改变了春秋时期中原的政治格局,确立了晋的霸主地位,从此开始了晋楚争霸中原的百年历史。关于战争的指挥者,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先轸。事实上,狐偃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。“文公用咎犯之言,而败楚人于城濮。”是有道理的。连晋文公也盛赞:“偃言万世之功”,给狐偃以极高的评价。

僖公三十一年(前629年),狐偃卒。三十二年冬,晋文公卒。可以这样说,狐偃为晋文霸业付出了毕生心血,无狐偃则无晋文霸业,此誉实不为过。狐偃的品行和才华受到各国诸侯大夫的推崇。宋公孙固称孤偃“惠以有谋”;曹大夫僖负羁赞狐偃:“可谓贤矣”楚令尹子至见其卿才,甚至“请上狐偃。”狐偃同其父狐突,其兄狐毛还受到后人深切的怀念。原因是,狐偃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和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。流亡途中,历尽磨难。所经各国,有礼遇,更多的则是冷遇和轻慢,甚至难免乞食,或有杀身之虞。狐偃为了返国大局,忍辱负重,唯力是视,受到时人的嘉许和后人的尊敬。其次,孤氏父子之人忠公体国,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。骊姬之乱后,狐突派其二子夹辅重耳,逃出晋国。在秦时,当狐偃听到献公命从重耳亡者返国,不返者“尽灭其家”的胁迫时,他大义凛然,拒绝回晋。其父狐突也仗义死节,伏剑身亡。两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皇帝都以狐突忠贞报国为忠义楷模,及至宋代,宋徽宗封狐突为忠惠利应侯。七月十四日狐突诞辰日至今仍为交城一带的传统古节。最后,作为功绩卓著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狐偃在春秋发展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。“晋之卒成霸业,偃之力居多,”而晋文公称霸,遏止了秦楚等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扩张,动摇了西周宗法统治秩序,有利于中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,那么.狐偃的历史贡献则就是显而易见的了。

(本文作者:刘建朝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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