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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时，傅山曾作为山西的学生领袖，为袁继咸冤案昭雪平反，反对腐朽的宦党和黑暗的暴政，领导全省诸生，步行进京请愿，持续半年，成为中国300年前学生运动的先声。
袁继咸，字临侯，宜春人，明天启五年进士。当他考中进士之时，太监魏忠贤正把持朝政，为扩大势力，竭力拉拢罗致新科进士。袁继咸不愿同流合污，借病南归。崇祯三年，他被选授监察御史，又坚决反对为维持军费而加派田赋的主张，上疏力争：“兽穷则攫，民穷则盗，铤而走险，有不轨者驱而用之，无论现供难索，即顿数千甲兵，靡费数万金钱，犹难结局。秦晋已辙，大可寒心。”这种见识，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。对当权的“宦党”他始终不肯阿附。·对温体仁敢于明目张胆地支持张彝宪，惩处李世棋，表示了强烈不满。当时袁继咸刚被任为山西按察史提学佥事，尚未离京，得知此事非常气愤，严词痛斥道：“内臣曳守令跪谒，世间将不复有廉耻。”这样尖锐的抨击，必然使温体仁等宦党恨之入骨。
袁继咸于崇祯七年七月抵晋赴任。两个月后另一位属东林党势力的吴牲，也出任山西巡抚。袁继咸到任后，修复三立书院，选拔了300余名才士到三立书院学习。袁继咸在考试中，发现了傅山、戴枫仲、白居实等一批人才，对他们“立法严而用意宽”，使山西“一时士习文气，彬彬蔚起”。袁继咸对傅山十分器重，在考核时列为第一，在三立书院又以傅山为祭酒。
崇祯九年四月，温体仁派得力干将张孙振，以御史身份到太原报复迫害袁继咸。绛州老秀才孙有守走张孙振的后门，要求参加考试。袁继咸回到学道衙门，马上就对孙有守考试，试毕，大抹其卷，批了无数“不通”，评为无参加乡试的资格，并贴在墙上示众。袁、张两人的斗争从此公开化了。崇祯九年八月，张孙振利用监察职权，捏造了十几条罪状，诬劾袁继咸.八月上达，十月得旨，“着山西抚臣械送来京勘问”。行前，袁继咸被拘于三立书院，傅山守护身旁，并在灯下由袁继咸口授，傅山执笔，准备“辨牍”。张孙振密遗李云鸿监视袁的动静，李派侯主簿巡逻于窗外，诸生有前来探望者，出入甚难，谁若进去，便记其姓名，密报张孙振。这种特务手段引起诸生的极大义愤，便向巡抚吴牲控告。吴牲立即下令将监视者传人，立杖三十后逐出，诸生大快。傅山与诸生薛宗周倡议“伏阙讼冤”，向太、汾、平、潞四府发出书信，请全晋诸生陆续赴京。傅山委托其兄傅庚留在太原催促后来者，傅山与薛宗周便跟随被押解的袁继咸进京了。进京后，袁继咸被关在刑部狱中，傅山与薛宗周借住琉璃厂伏魔寺太原府诸生张凝种之寓，而真正依靠的主人却是住在宝子街的丁时学。丁时学其兄丁干学是袁继咸中举时的老师，以首先带头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死于天启间。
山西诸生踊跃进京。其中平定白孕彩闻风而动，先于傅山入京，阳曲李开馨、王志曾、太原府学新甄池相继到来。也有一些胆小怕事之徒。当傅山与薛宗周途经伏城驿时，遇到进京参加监生考试归来的襄陵秦植，秦植很慷慨地同意，并说，他在京就听到傅、薛二人的倡议，想联络在京参加考试的拨贡先上一疏，而王予蛙再三劝阻，未能实现。谁知第二天秦植借口家中有事，溜回山西。傅山进京后，见到王予蛙，谈起此事，王说：“可恨。我是欲与同人先拜一疏，而彼苦挠之不行，遂去。彼尚敢尔造话耶?待其来，质白之!”
进京后不久，傅山、薛宗周等人，联络赶来的诸生和在京的拔贡，会同上疏。奏疏由傅山起草，请丁时学修饰，共有103人签名，由傅山与王予蛙承担“本头”，投送到通政司。岂知屡上屡驳。原来主持人也是宦党余孽，所以竭力包庇。而与此同时，张孙振也加紧进行破坏活动。阳曲举人、知县李云鸿的门生王志旦进京，散布说他来京前曾见到张孙振，张孙振嘱咐他：“到京不可与傅山共事，本院已与厂、卫有字，令拿治之矣。”有些在奏疏列名的人，在这种恫吓面前后退了，四散离京，静乐县贡生袁九绪还要求从奏疏上去掉他的名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傅山等人表现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非凡的组织才能，一面通过曹良直、张自烈等发动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上疏，一面组织了散发揭帖、拦轿请愿的公开斗争。傅山等利用“揭帖公行”的合法斗争形式，把揭帖乱投到在京各大小衙门、厂卫中官、缉访人员，形成了一次震动朝野、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。
这一揭帖，终于通过厂、卫官之手，直送崇祯皇帝。丁时学听到这一消息，对傅山说：“诸兄揭帖济事矣!”于是举人联名的奏本乘机也投送出去。这时，山西巡抚吴牲参劾张孙振的本章也已上奏。原来吴牲在袁继咸被逮后，立即对张孙振的劣迹进行密查，他访知张孙振诬陷袁继咸提供线索的是李云鸿等人。与吴牲奏疏相呼应的都察院佥都御史薛国观也上疏，参劾张孙振是非颠倒，用人不当之罪。各方相互配合；终于使这场斗争有了转机。二月中旬，张孙振被解进京，关押在邢部狱中。
因邢部对张孙振拖延不问，傅山在崇祯十年春天又发动了一次对温体仁拦轿请愿示威的活动，斗争达到新高潮。他们每天抱着揭帖等候御史宋贤，一次忽然在长安街上遇到他骑马经过，傅山等拦住马头，宋贤吃了一惊，傅山陈述讼冤情形，宋才接过揭帖。有了这次的经验，对温体仁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，每晚往朝房门处等候，一连几天没有等来。一天早上，天快亮时，他们远远听到从西而来的喝道声：“温阁老来矣!”傅山等百余人组成了一堵人墙，拦住了温体仁上朝必经的长安门，温只得下轿。傅山趋前，义正词严地为袁继咸鸣冤，并说：“独候大宗师两三月不得见，专在此候投揭。”阁老黄士俊在一旁表示同情，低声说：“此他山西诸生师生之公义也!”温体仁还色厉内荏地说：“朝廷自有处分，诸生呶呶，意欲何为?”傅山毫无惧色，又陈述了五上银台，五次驳之的情况，特别强调了“山西牵连无辜之人百余人，皆散寄诸五城、刑部监中，已有死者，有瘐而待死者，有乞食监中者，只恳请大宗师与刑部一言，令早问一日，则此无辜者尚有生还之日”。温体仁无言以对，只得说：“知道了。”黄士俊当场答应“行即与刑部言之也”，并让手下人接揭帖。诸生群起而投之，傅山等才散去。
四月初，刑部开始审理此案，傅山出堂作证，经过两次审理，终于真相大白。袁继咸冤狱昭雪，以原官起复湖广武昌道。张孙振犯诬告罪，后被“谪戍”流放。内阁温体仁也在两个月后革职还乡。通政司参议袁鲸也被罢官。
傅山这次进京请愿的胜利，震惊全国，傅山从此“义声闻天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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